1993年11月，俞敏洪放弃大学教职下海经商，创立新东方学校。创业初期，新东方的员工均为俞敏洪亲属。1995年，俞敏洪认识到企业需要真正的合伙人，遂邀请同班同学徐小平和王强加入。
团队成立之初，三人约定赚取的利润三人均分，股权分配比例为34%、33%、33%。学校创办一年后，俞敏洪发现各人贡献不均，遂着手对合伙人的业绩进行考评。
2000年，俞敏洪对新东方进行股份制改革。在此过程中，除了徐小平和王强外，还有多位重要人员要求分配股份，最终确定了11位原始股东。在划分股份之前，新东方100%的股份均为俞敏洪个人所有，彼时新东方净资产约1亿元人民币，全系俞敏洪个人投入。以徐小平、王强为首的股东联合向俞敏洪表示，股份必须分配，但无力支付对价，若不分则散伙。俞敏洪被迫无偿赠送股份。
实行合伙股份制后，为将公司做大并推动上市，所有利润须投入公司发展。股东的分红大幅减少，引发强烈不满。此后，当俞敏洪提议按净资产1亿元的价格回购股份时，股东在定价完成后又拒绝转让。各方利益难以平衡，核心团队成员最终分道扬镳。
本案涉及的核心法律问题包括：合伙人的选择标准、无偿赠与股份的法律风险、缺乏股权退出机制的后果，以及股权均分对公司治理的影响。
新东方案反映了创业公司在股权安排上的若干典型失误：
第一，合伙人选择过于随意。合伙人的选择不应仅考虑能力互补，还应考量双方在理念、价值观、目标、愿景上的一致性。徐小平、王强等小股东以"不免费送股就散伙"相要挟，以及在回购价格谈定后出尔反尔的行为，均表明各方在核心价值观层面存在严重分歧。
第二，无偿赠与股份的法律风险。无偿赠与的财产，受赠人往往不予珍惜，激励效果有限。从法律角度看，无偿赠与股份的，若未附加合理的服务期限或业绩条件，赠与人难以在受赠人表现不佳时收回股份。建议在进行股权赠与时，确保受赠对象的目标、愿景、价值观与公司保持高度一致，并具有较高忠诚度；同时应设定明确的限制性条款。
第三，股权分配缺乏规范化的考评体系。股改前，三人股份均分，属于典型的平均股权结构。股改后，如何确定各股东的持股比例，缺乏客观、系统的评估标准。在企业创立初期，个人贡献和价值难以精确量化，建议前期分配少量股权，随公司发展逐步按业绩、工龄、预期潜力、历史贡献等系数进行动态调整，并预留充足股份用于后续人才的激励。
第四，缺乏退出机制。新东方在股权分配时未设定退出条款，直至股东退出时才进行协商，引发激烈争议。缺乏退出机制对长期参与创业的合伙人显失公平——退出者提前享受了创业成果，而长期参与者的后续贡献未得到充分体现。合理的退出机制应包括：约定在何种情形下可收回全部或部分股权，同时应承认退出合伙人的历史贡献并给予合理补偿。
新东方案表明，合伙人的选择应兼顾能力互补与价值观一致；股权分配应避免均等化，并建立基于客观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；退出机制必须在股权授予之初即行设定，避免事后协商引发的纠纷。
2013年6月，孟兵、宋鑫、罗高景三人成立奇点兄弟计算机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分别为40%、30%、30%。公司成立之初主要从事互联网业务。2013年10月，因业绩不佳，三人转而从事肉夹馍经营。2014年4月，"西少爷"肉夹馍开业，凭借一篇《我为什么要辞职去卖肉夹馍》的营销文章迅速走红。
开业不到一周，即有投资机构给出4000万元的估值。在引入投资、协商股权架构的过程中，孟兵与宋鑫之间的矛盾激化。孟兵为公司在海外的发展，希望搭建VIE结构，并主张其投票权为其他创始人的3倍。除宋鑫外，其他创始人均表示同意。2014年6月，经大股东投票，宋鑫被排挤出公司经营管理层。对于宋鑫持有的30%股份，孟兵等人提出以27万元加2%股份予以收购，宋鑫则主张100万元的对价（依据4000万估值）。双方未达成一致，宋鑫另起炉灶开设"新西少"肉夹馍店。
本案涉及的核心法律问题包括：均衡股权结构的缺陷、缺乏股份调整机制的弊端、股权退出设计的缺失，以及创始股东之间设置类别股份的合理性问题。
西少爷案暴露了以下股权设计缺陷：
第一，股权结构接近均衡且缺乏调整机制。孟兵、宋鑫、罗高景的持股比例为40%:30%:30%，结构接近平衡。此种结构的弊端在于，若三位合伙人意见不一致，将无法形成任何有效决议。此外，该股权比例建立在各方贡献基本持平的前提假设之上。从后续争议来看，矛盾的焦点恰恰集中在宋鑫的贡献与股权比例是否匹配。当初的股权设计中未预留股份调整机制，刚性过强、灵活性不足。
第二，缺乏明确的股权退出机制。股权投资具有特殊性，投资人完成出资义务后，一般情形下不能随意退出公司，仅在上市、并购等特定情形下才有退出机会。公司成立之初，三个创始人对退出机制未做周全考虑，加之相互间信任不足、价值观存在错位，极易导致团队内讧，给宋鑫30%股份的回购谈判带来重大障碍，也对公司融资产生了负面影响。
第三，创始股东间设置类别股份的粗放性。公司搭建VIE架构在海外上市，本是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规划。孟兵要求增加其股份的投票权（相当于发行同股不同权的类别股份），可能是基于其对公司的贡献更大。然而，类别股份通常适用于创始团队与投资人之间的权利安排（如京东的AB股制度），直接在创始团队内部设置类别股份，显得较为粗放。若确有必要，应在公司成立之初即行设定，而非设立后再行变更，否则将极大增加沟通成本并极易引发矛盾。
西少爷案提示创业者，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中应预先设定股权动态调整机制和退出机制，避免事后协商的僵局。对创始股东之间设置不同投票权等重大安排，应在公司设立之时完成，不宜在公司运营后再行提出。
罗振宇原为中央电视台员工，知名度有限。其友人申音认为罗振宇才华出众，决定出资成立公司包装罗振宇。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，申音承担全部出资，给予罗振宇17%的干股（即无需实际出资而获得的股份）。此后，公司推出视频节目《罗辑思维》，短短半年内火遍全国，累计付费会员数万人，利润达1000万元，公司估值达1亿元。此时，按原有股权结构，申音的股份价值8700万元，罗振宇的股份价值1700万元。罗振宇因此产生心理不平衡——其全年无休地准备讲稿、拍摄节目、四处讲课，而申音则处于"躺赢"状态。双方最终决裂，罗振宇独立创办"得到"。
本案涉及的核心法律问题在于：静态股权比例与股东实际贡献之间的不匹配；"干股"的法律性质；以及动态股权调整机制的必要性。
该案例揭示了股权设计的核心命题——股权的本质是对公司价值的分配比例，该价值既包含资本价值，也包含人力价值。
申音以现金出资取得83%的股权，罗振宇不需出资获得17%的股权（干股），该安排在法律形式上并无不妥。然而，随着公司的发展，罗振宇对公司价值的贡献远超其持股比例所反映的份额，形成了股权比例与贡献价值的严重错配。从人性角度而言，申音的失误在于以静态眼光看待股权比例，未能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纳入考量。
从法律技术层面，该问题可通过动态股权机制加以解决：在公司估值增长的过程中，将增量股权利益向核心贡献者倾斜。例如，约定公司估值达1亿元时，罗振宇持股比例调整为49%，申音调整为51%；公司估值达5亿元时，罗振宇持股比例调整为67%，申音调整为33%。此举虽然降低了申音的持股比例，但其所持股权的绝对价值却大幅提升——从注册资本1000万时持股83%（价值830万元），到估值1亿时持股51%（价值5100万元），再到估值5亿时持股33%（价值1.65亿元）。
罗振宇与申音案表明，股权比例并非投资比例的简单函数，而是对公司价值的分配比例。建立动态的股权调整机制，将核心贡献者的股权比例与其贡献价值挂钩，是避免因分配不公导致合作破裂的有效法律手段。